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，為紀念為國捐軀的抗日英烈，社會各界采取多種形式表達對英烈的緬懷和景仰，例如頒發(fā)“榮哀狀”、舉辦追悼大會、舉辦征文活動等。北平市政府作出了將三條胡同名分別改為張自忠路、佟麟閣路、趙登禹路的決定，以永久紀念三位抗日將領。而在這三條道路命名過程中，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一、冠全名紀念三位將軍
張自忠（1891-1940年）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，是中國軍人在抗日戰(zhàn)場上犧牲的最高將領，1940年在湖北棗宜會戰(zhàn)中壯烈殉國，時年49歲。佟麟閣（1892-1937年）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。他是在抗日戰(zhàn)爭中為國捐軀的第一位高級將領，在南苑戰(zhàn)役中（1937年7月28日）壯烈殉國，時年45歲。趙登禹（1898-1937年）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中將師長。在南苑大紅門戰(zhàn)斗中，副軍長佟麟閣殉國后，趙登禹奉命率部向大紅門集結，準備反擊。當他乘坐的汽車行至大紅門御河橋處，遭遇日軍伏擊，身中數(shù)彈，壯烈殉國，時年39歲。
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中記載，1946年8月北平市政府收到北平市臨時參議會會長谷鐘秀、副會長許惠東關于以先烈命名街道的第一封聯(lián)名信，“府交147，谷鐘秀、許惠東函請改南溝沿為趙登禹街、北溝沿為佟麟閣街、鐵獅子胡同為張自忠街”。8月28日由工務局承辦擬稿、9月7日用市長熊斌的名義發(fā)出給谷鐘秀、許惠東復函，對二人提出的“將街道改名，表彰忠烈，作永久紀念”的建議，表示贊同，并交工務局、警察局辦理。熊斌在信中寫道：
“九峰先生、惠東仁兄大鑒：
接展大函，囑將趙登禹、佟麟閣、張自忠三先烈，列入本市街道名稱，冀作永久紀念。事關表彰忠烈，自應照辦。茲將本市南溝沿改為麟閣路，北溝沿改為登禹路，鐵獅子胡同改為自忠路。除交工務、警察兩局照辦外，相應函復，即希察照為荷。此頌
勛祺
弟熊○”
10月4日，市長辦公室函中提到“奉市長交下谷議長鐘秀、許副議長惠東函一件節(jié)開：關于紀念佟、趙、張三先烈，將北溝沿改為登禹路、南溝沿改為麟閣路、鐵獅子胡同改為自忠路一案，僅用其名而遺其姓，年代稍久，即不知為何人，似宜各冠其姓”等由。奉批：“復照辦，并通知工務警察兩局”等因，除函復并分函外，相應函達查照，此致警察局。對9月7日熊斌函件中“僅用名而遺姓”來對道路冠名的決定提出了異議，認為“宜冠其姓，俾垂久遠”。因此，三條道路的冠名確定使用三位將軍的全名。
10月22日，行政院例會決定調(diào)熊斌另有任用，任命何思源為北平市市長。何思源于11月1日到任。11月16日，市臨時參議會通過決議：“查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位將軍為國成仁，忠勇可欽。擬將本市鐵獅子胡同改稱張自忠路，北溝沿改稱佟麟閣路、南溝沿改稱趙登禹路，以資紀念。前經(jīng)本會谷議長鐘秀副議長許惠東聯(lián)名函請熊前市長辦理，業(yè)荷同意。惟事隔數(shù)月，迄未實行。茲經(jīng)本會駐會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，函請市政府查照辦理。等由。記錄在卷。至改稱各路，請先更換各要路口路牌，其戶口、門牌，如一時限于時間物力，暫緩更換，亦無妨礙。相應函達，即希查照辦理為荷。此致，北平市政府”。
1947年3月13日市長何思源簽發(fā)政府公報，先更換各主要路口路牌，戶口、門牌等暫無妨礙的限于時間物力，暫緩更換。于是以三位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佇立在北京街頭。
二、馮玉祥提出三條道路改名、表彰忠烈
在上面提到的各份往來函件中，涉及到熊斌、谷鐘秀、許惠東、何思源等人，是誰最先提出用三位先烈命名道路的建議的？事實上，最先提出以三位將軍的名字命名道路的倡導者很有可能是馮玉祥。
在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最早出現(xiàn)關于以三位將軍命名街道的檔案、北平市政府工務局檔案中殘存的案卷封皮上顯示：“馮副委員長函示，擬變更城門街道名稱，用彰忠烈案卷第一冊，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”。而此卷檔案既沒有案卷也沒有目錄，只能大體推斷時間是在1946年6月。
1946年6月，當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致函北平市市長熊斌，提出建議變更城門街道名稱，以彰忠烈。由于那時馮玉祥與蔣介石的對立公開化，熊斌雖然是馮玉祥的老部下，卻不敢貿(mào)然親近馮玉祥而見罪蔣介石，所以對于馮玉祥的函示，沒有按一般公文的運轉(zhuǎn)程序處理，沒有經(jīng)市政府秘書處辦理，相關函件也只記錄了名稱，未對文件本身進行歸檔。因而只能找到馮玉祥提出修改路名的建議，而具體建議內(nèi)容還有哪些就不得而知了。
三、佟麟閣路、趙登禹路誰在南、誰在北？
在熊斌市長、谷鐘秀議長、許惠東副議長關于道路命名的歷次往來函件和參議會決議中，以及北平市政府的文件中，關于佟麟閣路、趙登禹路誰在南、誰在北各有不同。是各自意見原就不同、還是哪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出現(xiàn)失誤？
在1947年3月13日市長何思源簽發(fā)、4月1日印發(fā)的北平市政府公報“為北溝沿等處更改名稱令仰知照由北平市政府府民戶字第59號訓令”中顯示“……奉準將北溝沿改為趙登禹路，南溝沿改為佟麟閣路，鐵獅子胡同改為張自忠路……”
而在1947年6月北平市工務局的檔案中民政局與工務局的往來函件中有標題顯示，民政局提出“為佟麟閣路及趙登禹與路兩巷口牌按釘錯誤，請查照改釘”，工務局即“飭工程隊改釘”。但是，由于只有標題而沒有內(nèi)容，無法確認路牌按釘錯誤是怎樣的錯誤以及錯誤原因。
而佟麟閣路在南、趙登禹路在北作為既成事實，幾十年來就一直保留下來。
梳理一下三條道路命名的時間脈絡，1946年6月，馮玉祥提出修改路名的建議；8月參議會提出具體建議；9月，時任市長批準。經(jīng)過往來討論，1947年3月完成此項工作。
解放后，這三條道路的名稱也發(fā)生過變化。文革初期，把張自忠路改為“工農(nóng)兵大街”、趙登禹路改為“中華路”、佟麟閣路改為“四新路”。1972年北京市整頓街名時，又將這三條路分別改為“地安門東大街”、“白塔寺東街”和“民族宮南街”。
1984年，市政府辦公廳根據(jù)群眾來信要求、人大代表提案和有關地名命名更名規(guī)定，提出恢復三條道路的名稱。10月12日，市政府經(jīng)討論予以批準，并委托有關部門抓緊制作路牌和門牌進行更換。
60多年過去了，世事變遷，北京的道路變化很大，但是以三位英雄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依然靜靜的在那里，提醒著人們銘記這一段英勇不屈的抗敵歷史。
（來源;北京檔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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