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為一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，集郵和我們的童年緊密相連。
我生活在一個小城市，但是那里曾經(jīng)是國內(nèi)最大的研究院，50年代的大學生有1000多人，僅北大，清華這兩個學校50年代的大學畢業(yè)生就有100多人。
很多人因出身不好，家里成分是資本家，畢業(yè)后就只能分到那里。
6歲上學前，爸爸帶我去北京旅游。
他是因公出差，而我對祖國的大好河山一點感覺沒有，但在賓館旁看到了一個外文書店，里面有漂亮的兒童小畫冊。
我非要要那個，那個當時15元，爸爸不買，嫌太貴了。
他便帶我到旁邊的郵局，買了幾套漂亮的郵票給我。有旦角和益鳥，還有一套奔馬。
這就是我與郵票的第一次邂逅。
上學后，班里一個華僑的孩子，家里的老紀特郵票有很多，總帶我去他家看，我們還看他家很多集郵雜志和書，上面有很多外郵的圖案。
于是一個大膽的計劃開始了，那時剛上小學三年級。在利益的驅(qū)使下，孩子們的行為也變了。
我賺錢有兩個途徑，一個是給考不好的孩子冒充家長簽字，我當時的連筆字，模仿的連大人也看不出來，一次收費兩角錢。
還有就是從市場上買那些日戳很微小的信銷票，回家后刮戳，然后加價賣給樓上的大幾歲的孩子，讓他去想辦法更高價賣出。
我把國外票用小刻刀小心刻下，把背面的字體清刮掉，華僑孩子負責讓他哥做背膠，然后華僑孩子在學校銷售。
我不出面，利潤我倆平分。那一個月，我平分到12元。下個月這事兒就被人發(fā)現(xiàn)了，華僑孩子被人打了。至此，這事就結(jié)束了。
小學四年級后，因郵票大量印刷，我們基本都退出了集郵，一直到后來的9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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